青年评论家薛羽：

我对写作和翻译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并分两个部分考虑，一个作为阅读翻译，一个作为写作翻译。

因为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做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翻译，我更多喜欢接触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翻译。因为我的出身是做现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文学史上很多，比如鲁迅、巴金这些作者的阅读经验很感兴趣。这个意义上，像鲁迅，如果在一般文学史上讨论，他是到五四时期创作《狂人日记》的，从鲁迅成为小说家开始确立，或者说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小说的确立之前，很长时间鲁迅一直作为翻译者存在着。他在翻译时候，通过日本文本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当时他翻译叫做《哀尘》，然后翻译了凡尔纳的《越界旅行》，还翻译了一大批作品，其中还包括《科学怪人》这个小说，他有这样一系列的翻译经历。

我其实很感兴趣，曾经看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有收藏三大本鲁迅藏书目录在里面，详细收集了他的阅读经验。如果把鲁迅的翻译作为一个是可以考察鲁迅作为的标准，从不同文化资源集聚、经验观察视角来考虑，我觉得在这里的翻译是作为一个阅读存在的。

还有比如最近看到有一个，日本有学者编了叫做江户川乱步的《侦探小说藏书目录》，而且编得很厚，里面讲到他对欧美侦探小说家熟悉程度非常之广，因为我们知道日文名笔名就是从爱龙坡音译的，变成日文之后，可见他对这些作家的喜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想了解当代青年作家的状况，他们所凭借的资源是什么。今天在讨论写作者和翻译关系的时候，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对另外一种文化感兴趣，因为翻译肯定是发生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不了解两个事物之间，为什么会对不同的文化感兴趣，为什么对别的文化进行翻译，翻译什么在这里成为了一个问题。虽然我们会议讨论介绍里面讲了文学翻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比如对于法律翻译、政治翻译、历史翻译都可以涵盖这个内容里面，就是有这么多可以借鉴的资源，现在写作者可能是从海外借助文学传统进行翻译，也可能把古典的东西翻译到自己的笔下。最近看到宣传里面说安意如写了一本关于黄仲则的书，黄仲则也是清代时候非常有名的作家，这个写作也可以作为广义上的翻译来理解，就是处理古典和白话的关系，之前也有人提到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也是涉及到翻译和写作的关系。

在日本现代文学当中，他们阅读托尔斯泰文章，都是通过一个叫做米川正夫的俄文学研究者实现的。但是后面我看见东京大学有教授就开玩笑说，有些比如契诃夫的小说在日本文学当中最好出现的形式并不是用东京话来翻译的，小森阳一就说，其实契诃夫有些小说用名古屋翻译是最合适的，表现当中没落贵族的心态用日本名古屋方言翻译非常合适，在写作当中怎么把翻译引入进来作为自己的资源？之前因为有谈到所谓的译者忠实性的问题，很多人强调过，当然现在也需要有一个规范，但是我有时候很羡慕，比如晚清时候的翻译，康有为曾经写过一个对联，一句话得罪了两个人，就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就是说林纾和严复的翻译，但是两个人都很不高兴，因为林纾觉得他的翻译重点不在于他的翻译，因为他是不懂外文，别人讲给他听，他在翻译当中觉得自己古文的功力在翻译当中体现最强大；严复也不喜欢，不喜欢与林纾两个人并立，我们知道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候把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放进来，就像日本中江兆民翻译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时候，是把儒家的思想加到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所以大家称他为东洋的卢梭。在这个当中，晚清时候鲁迅翻译，早期翻译小说是可以通过改写，比如斯巴达克斯这个角色，完全是进行故事的改写，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中式的翻译，也有其他的作家完全是借这个题目重新写，创作自己的小说，拿来作为一个题目，那个时候译者放松的状态很有意思。现在作为外国文学的译者来讲，如果他们本身作为自己，就是翻译和创作之间边界很模糊的状态，这可能会发生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最后讲到胡桑，也讲到黄昱宁对翻译理解的问题，其实黄昱宁还有一句话有意思的话，就是原作最终的命运是要在译作当中实现的。从这里讲，他其实是颠倒了译作对原作重要性的状态，译作恰恰是通过他所进入的，所要的译作的语境焕发了新生，作为最大的翻译工程和现代中国革命来讲，完全可以看作法国革命或者美国革命在中国的翻译。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它和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以后，就会看到很多，像马克思、列宁他们的一些革命的预设，被翻译成中国革命的语言之后就激发出更多的想像力的空间，而且从而可能形成，同时变成像第三世界输出的革命，同时变成新的普遍性的东西在这里生产出来，所谓的译作和原作关系，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