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6月04日11:17 来源：未知 作者：杨斌华 点击:次
上海民间诗歌创作的现状作为当下上海文学的一种镜像毫无疑问是值得关注的。在现今的情况下，上海的民间诗歌团体一般都采用诗人结社、印制纸刊、出版合集、运作诗歌活动等方式的常规模式，产生了许多具有一定的独立个性的品牌诗社。我在策划主持《上海文学》“当代民间诗歌版图”栏目时曾极力推介过部分上海城市诗社的作品及其诗艺主张。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参与者的非体制化和平民化,组织结构的松散性，区域性和基层文化的特色更为明显，不同年龄成员的合理分布即梯队结构的齐整，显示了后续发展的潜在活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上海诗坛除了原有的各路传统人马主要指已具创作成就的各辈诗人重新活跃、呈展个性以外，还陆续涌入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正值创作力蓬勃之年的诗人,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兴群体，多元化多侧面地改变着上海的诗歌生态和力量结构的平衡对比。我最近在主编《新海派诗选》时粗略讨论了这一新上海人诗歌创作现象，并希冀以此为海派诗歌的创作研究拓展疆域，竖立标杆，给热力喧哗、斑斓多彩的上海民间诗坛的风云流转留存一份诗意的写真，为这批富有创造活力与艺术潜质的诗人以及海派文学的未来生长性举纲张目，摇旗呐喊。与此同时,上海张扬各种风格与主张的民间诗社在这三十年间的兴盛变徙也是值得诗史浓墨书写的重要现象,这其中,《海上诗报》、《新城市》诗刊、《外滩》诗报、《海上风》诗社及诗报，城市诗人社，白领诗社等等是多年以来能够长久坚持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诗歌团体。但它们大多不可能完全凭借自己民间或个体的力量开展活动，需要得到地区层级文化管理部门的财力支持，因而就得在持守自身的写作立场以外，着意打造主旋律样式的诗歌作品,为团体的生存发展谋求空间，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践行着建构城市文化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些无疑都表征着他们对当下诗歌创作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显示了一种积极的现实关切与文学常态。
我认为所谓上海的民间诗歌有几个特征或者现象是值得关注的，更确切地说还只是几重观照的视角。首先是它所呈现的一种“半体制性”，或者称为一种“半体制写作”，我觉得这在诗歌的功能性和艺术的独立性层面自有其值得考察的地方。当然，所有写作都是孤立的自由的，所有写作的行为都是偶然的，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文学的概括和命名也必不可少，文学的优劣高下更在所难免。以林林总总上海民间诗社的创作作为样本的话，它确实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出诗歌现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成为当下诗歌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姑且用多元和混搭两个语词，来作为对当下时代文化的一种描述，对诗歌现实和历史本身丰富性的某种隐喻。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区分，也有诗艺观念、方式的差异，还包括对文学写作历久弥坚的热忱与定力。我一直赞同这样的说法，在当下丰富庞杂的诗歌格局下，在一个整体性瓦解的时代，二元对立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官方刊物与民间刊物、主流诗坛与先锋诗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等等……所有原本的文化对立都被一种更多显示出交杂和纠缠、更平面和多元的姿态所代替，所媾和。这是90年代以来诗歌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也是文学循环往复的一种现实常态。我把它称作“半体制写作”，虽然在理论层面上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其内涵，但也正是想以此来体现当下民间诗歌的一种强烈的中和守正的色彩和深水静流、沉潜从容的特色。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诗歌中日益凸现的文化地理元素，或者说是写作的地方性因素。如今集群性的民间诗歌写作确实很明显地表现出与此相关的地理文化属性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差异，与各个地域的精神文化的溯源，与当地诗歌环境与传统氛围的现实关联性。拿上海来说，一般都会被外界认为比较更多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实验因素，更开阔的艺术视野，更复杂的社会历史容量。但究竟上海无论体制性的还是民间性的诗歌的艺术水准能否真正与之相当，依然是值得疑惑并仔细考量的问题。上海民间团体的诗歌写作无疑应该尽力提升自己的艺术追求和文学格调，在努力呈展自身的独立个性同时不断张扬自己鲜明可辨的诗艺主张，而不能因团队的壁垒反而变得面目模糊，一团和气，和气未必生才。另外，我觉得，在作品中还要避免一过性的政治文化因素的渗透，强力凸现因地域文化而熔炼的语言层面的异质性元素，这样才可能做到别开生面，独标一格。营造文学写作的文化地理元素和地方性特质，肯定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语词堆砌和方言杂烩，一种因文学才情的寡薄与文化底蕴的苍白而导致的紊乱、羸弱的语象，尤其是语句表达上的浅短、零散和思维的困顿。
再者，值得关注的是，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当下性、时代性和公共性的强烈呈现。就当下诗坛而言，不管是民间还是体制内的情况,我一直以为，虽然创作非常活跃，现象异彩纷呈，但真正推进诗歌整体实力提升和拓展的创造性因素和机制化能力事实上却逐步在消减和下降。这里说的创造性因素的消减主要是指语言技艺上的平滑和雷同，机制化能力的下降主要是指诗艺空间的腾挪和拓展的可能性的局囿。当然，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近年来的创作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性确实得以进一步加强，体现在诗歌作品里的生活经验也更加纯粹、通透、浓烈。较之于以往年代过度的精英化意识和纯技艺的“诗意”写作，出现了较大变化的情状有以下三点：诗人身份的改变即平民化和非专业化、创作意识的转变即非功利性和文学表达的主动性与内在性，以及诗人群体相互交叉叠合的多元化。这些年，“让诗歌重新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在特定的界域内逐步呈现为一种强烈的声音。这突出地表现为，在许多诗歌作品中，其时代性和公共性获得了进一步的凸现，在对现实生存的强烈介入和突进中，诗人们改变姿态，以一种向下的视角从而获得了更加真切的生活经验，直接面向今天的时代处境。由此而言，应该也能够让人们从中品味出某种文学风云的悄然转换和诗意的瞬息变幻。
最后，我以为可以切入的一个视角是，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诗人身份的改变、创作意识的转变和诗人群体多元化的现象，还喻示着另外一种变化。那就是很多诗人不再是为专业化的诗艺风格的创新而写作，而纯粹出乎于生活感受和现实经验，直面当下的文化境遇。就像有位诗人所说的，除了为乡村留下最后一首挽歌之外，也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呈现历史所带来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的主要征象就是如今很多诗歌创作所凸现的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矛盾冲突与人们内心的精神复杂性。同样，我一直强调，我们对今天的乡土文明的现实也需要予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并不断寻求对传统“诗意”观念的破解和延展，打造一种“去诗意化”的综合的传达能力。这表现在现今的许多诗歌作品中，一方面是城市观念、视角和因素的契入，一方面是传统乡土叙事的浪漫化和诗意化想像的逐步退隐，即所谓故土、故乡、家乡、家园概念及其情感意义的普泛化。
我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以来，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的乡土经验早已令人质疑，所谓传统的乡土记忆、乡土叙事已经不再能够对应于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本身。当今的文学也已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乡土叙事及其经验方式的颠覆与消解，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传统乡土叙事方式已经无力应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境况。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作家诗人的创作视角与价值尺度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认识角度、叙述模式，停留于既有的文学话语背景上，局限于陈旧闭塞的思想文化资源，缺少对于复杂现实境遇的提问能力和反思能力，那就不可能产生新的创作突破。本土文化经验的消解及其承续的断裂确实是一个令人关切思省的问题。他们对现实“乡土”的重新关注及其表达方式，无疑构成了其本土书写一个值得重视的侧面。这一话题留待以后再予以具体探析。这里，我只能对于他们孜孜不倦地坚持本土经验与家园记忆的热忱书写表达一种敬重之意。这些作品当然也是这个时代乡土现实与城市文明错动而间离的真实境遇的某种写照与见证。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如何在表现被遮蔽的现实世界的多面性，袒露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内心痛感的同时，更深入地触及和把握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复杂性，以有意味的形式表现一种独到的富有质感的中国经验，是当下诗人都面临的一个写作难题。
诗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在现今喧嚣浮躁的年代，仍然能够教人给予不懈的关注，仍然拥有这么多坚韧顽强的书写者，这本身已足够让我们感怀与惊喜。而且，我们不能只看重诗歌本身，更应该关注诗歌的创造者，即诗人本身。没有诗人高蹈翩迁（加足字旁）的城市与乡村，是令人寂寞的，更会让人们的情感变得荒芜，心灵变得干涸。我愿意相信，上海民间诗歌创作的不断成熟和生长会在上海民间诗歌的地理版图上不断留下自己深刻可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