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19日11:3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罗昕、邢春燕 点击:次
昨日，2015年上海国际文学周国际主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在东方”，在场嘉宾既有中国、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的亚洲作家，也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学者。
在论坛上，几位嘉宾就“当下的东方”进行了一番讨论。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感慨东方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尤其中国对他的影响全方位又具有持续性。澳大利亚诗人、小说家格兰特·考德威尔也表示中国的古代哲学帮助他理解什么是“真实”，尽管西方人或许不能准确地理解译本，但中国哲学依然给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多营养。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则认为，东方不存在，西方也不存在，西方和东方只是一种叙述方式。
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称，自己对东西方认识的错位很感兴趣。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本土作家金宇澄认为，我们传统的叙事元素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统一的普通化的叙事，形成了文字语言的同质化状态。另一位上海作家薛舒则强调，这个世界上，无论东西方都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对美的膜拜、对幸福的追求。
东方价值观的改变
中国作家刘庆邦说，年轻时的他对“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都很陌生，他比较有概念的是“中”，先是中国，再是中原（老家河南）。有了概念后，刘庆邦发现中西方有关文化、信仰等都有很大的差别。“归根结底是价值观上的差别。”他举例过去，在大多数东方人看来，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生子、传宗接代。“人生就是‘生人’，要是没有生孩子，那这一生是毫无价值的。”刘庆邦还拿自己的祖母举例。他还没有出世之前，大姐和二姐都是女娃，祖母绝望至大哭。而刘庆邦满月时，祖母却能欣慰地与世长辞。
“她觉得有了孙子，人生价值实现了。我奶奶的价值观其实代表了很多东方人的价值观。”现在这种价值观是否得以延续？刘庆邦感慨，东西方交流碰撞让这个价值观在动摇。
“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代都不大一样。有单身族，有结婚了但不要孩子的，我们这代人就不能接受。”而对于刘庆邦的这种说法，一般年轻人会以“你什么观念”、“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予以反驳。刘庆邦自己也回答不出，价值观的如此改变是不是好事。“现在很难说，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疑问。”
对于精神世界的保护
哈萨克斯坦诗人、作家穆赫塔尔·夏汉诺夫以希特勒的一个故事开始发言。希特勒手下的宣传部长曾问：“我们的政府怎么统治东方民族？”希特勒答：“很简单，让他们从早到晚唱歌跳舞，学会用肚皮而非大脑思考。他们精神颓废了，就有利于我们统治。”而对于当下，穆赫塔尔·夏汉诺夫却直言，“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之间的理解、交流却‘堕落’到最低水平。”他表示，由于人们精神价值普遍颓废，人们不重视对美、善的追求，对未来的思考。“大家普遍不读书、不思考，人类大踏步向后退缩。”在穆赫塔尔·夏汉诺夫的作品《文明遗失》中，他觉得现在的人迷恋电脑、网络，失去了辨别是非和基本的思考能力。曾有长者告诉他，他实际有三个孩子，但只愿意说自己有1.5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中只有一个会像人一样思考，另外两个完全被科学技术‘奴化’，成为‘电脑人’，加起来就是半个。”
新疆文学翻译家、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也强调精神世界构建的重要性。在她看来，让人们相互了解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文学艺术，因而文学翻译非常重要。2008年，她牵头成立了新疆天穹文学翻译中心，开始系统、规范地将哈萨克民族民间文学经典作品翻译成汉文，同时将汉民族的文学经典翻译成哈萨克文。她的儿子当天也坐在台下，对于儿子能继续自己这份“不看重钱，但看重精神”的事业，她感到很欣慰，“中国现在就糟糕在太算（计较）钱了。”
我们关注的东方到底在哪
对于“东方”这个题目，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认为它太玄了，“东方不存在，西方同样不存在，这和文学很像，西方和东方只是一种叙述方式，我们现在太喜欢用这种叙述方式，其实值得再考虑一下怎么用。”
阿克曼认为，拉丁语“太阳从东方出来”是罗马人的一种说法。这里的“东方”指希腊。这句拉丁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希腊给我们哲学，我们给希腊法律”。阿克曼说，启蒙运动特别爱用“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东方完全变成了一个幻想和梦想，特别是中国。阿克曼指出，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和东方变成非理性智慧的帝国，一种神秘主义的故乡，这和西方发展也有关系，因为西方越来越变成一个唯物主义的理性系统。所以东方在西方脑袋里，变成一种自己缺少的东西，一种幻想和梦想。不过阿克曼也表示，现在中国人自己觉得，东方代表一种比西方更深刻的、神秘的、更宽阔的思维方式。“现在反过来了，中国人觉得东方中心了，西方慢慢边缘了，实际上现在最好离开东方、西方叙述，说真话。”
“东方在学术上的确是一组丛书的概念，跟西方在相对性框架里面才能成立的一个概念。”台湾小说家童伟格也认为，“东方是一种叙述方式，其实主要是一种虚构的话语方式。”
“我们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写作者，他们很难不处理东方到底是什么？我们关注的东方到底在哪里？”他说，“譬如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即便他用进步的西方文学技术去写《我的名字叫红》，即便是以现代的书写方式重构传统，即便可能在技术上面做的跟西方原生性小说家一样好，我们依然可能面临上述问题。其实凡有中央，必有边陲。所谓的世界文学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静态，还需要种种关于位置的定点坐落。
东西方跨越语言障碍互相认知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作家金宇澄则通过文学和中国传统叙事谈及中西方概念，金宇澄认为，“实际上对于中国传统叙事，我们已经久违了，很多年来一直被批判和否定，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好在大陆传统意识开始复苏。如果重建这些陈词滥调，它们是否还有光彩和特殊的韵味？这是一个被遗忘的问题。”
谈及东西方文学写作的差异，金宇澄说，“西方叙述注重内心的探究，和它无穷无尽的忏悔有关，但是中国则是习惯了简单、外在的‘话说’。如果说一旦涉及了非常复杂的内容，可能就会反向空灵了，就什么话都不说了。西方的小说允许单写一个人，但是中国的旧小说有很多人，西方小说人物少，但是允许大篇幅描写风景，中国旧小说风景简洁，但是人物多，像走马灯一样，是否可以理解不断出现的人就是西方小说的大篇幅描写的风景？”
金宇澄说，西方理论有一句话，“如果文学的调性越来越窄，可以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但是“我们传统的叙事元素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统一的普通化的叙事，大家的口吻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是以学生的心态，从内容到形式都学习西方”。金宇澄笑言，“我觉得东西之间永远是一种对照，不是一种融合。”
在中国小说家路内看来，中国这个东方的符号核心，其实东方意义几乎没有独立存在过，因为伴随着西方出现的西方文化，带来的并非东方文化的镜像，而是民族国家。他补充道，“我们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有人要争论。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被错误地翻译，因为错误地翻译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恰恰可能是屠杀的起因。”但路内也说，作为一个作家，在东方和西方的位置上，是最值得自重的。“因为我们是跨越了人类最大的族群障碍——语言，而获得了一种相互之间的认知。假如连我们的之间的叙事方式、我们之间的情感，都可以互通，东方理解托尔斯泰也理解莎士比亚，甚至可以信仰共同的神。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全人类互动的叙事，放在写作者的眼前，它会超越政治和哲学，它会消弭掉人类之间的误读”。
陈丹青则表示，自己对东西方认识的错位很感兴趣，他说，“我们也不了解西方，我最早念的小说是12岁念的《流浪儿》，民国时候翻译的，哭得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是非常错位的事情，‘文革’快要发生的上海，有个小子在弄堂里读英国的《流浪儿》。”他还用熟知的俄罗斯文学及此后对俄罗斯认识的反差举例，“我以为全世界我最了解俄罗斯，我好像了解托尔斯泰所有的家里人和小说人物，但是当我到了俄罗斯，我觉得这完全是个陌生的国家，就像在英国看到的全部是印度人。”
陈丹青称，我们对全世界的想象都是错的。“我对东方和亚洲了解吗？也不。我16集的节目里只有4集关于中国，我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了解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人很少关注我们的亚洲邻居，所以东方人没资格说我们很了解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