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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24日14:08 来源：上海作家网 作者：金宇澄 点击:次
我的母语是吴方言最重要的一种语言：沪语。
在《海上花列传》时期，小说人物如何讲话，作者都可照录——即胡适先生所言“我手写我口”，当时作者和读者对方言的掌握和理解，有十二分的自由，辨识度和听力也比当代人灵敏得多。
因为历史的种种震荡，吴方言的表达逐渐式微，至40年代张爱玲时期，即要用官话译《海上花》，到了1950年代全面推行“北京方言为基础”普通话——因出自同一语系，北方作者仍可以顺畅表达母语，上海话只能在小说里偶尔闪现，成为点缀。
然而方言是文学最有特征、最重要的源泉，是一种自然生成，永远那么动人，在国民习惯千篇一律普通话表达的今日，《繁花》尤其整体采用江南方言思维，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表述，会是怎样？
先贤有言：“不得其详，故从其略，吴人详吴而纪吴，越人详越而纪越，恶在其为略而不能详。”母语作为一种详细表达的指标，体现地域魅力，在句型、韵脚和滋味上，都与标准普通话有别，尤其是两字的短句——不响。买账。乱讲。瞎讲。做啥。有啥。为啥。吃酸。吃进。吃瘪。笑笑。穷笑。穷哭。穷叫。穷喊。寻死，死腔。死开……通文，直接，弹性十足，人人能懂……因为明白，所以生动。
不容忽视的是，沪语有书写的局限，纯沪语叙事，历史上没有顺达的文本，可以让一般读者都可以接受——就如“沪语粉丝”喜欢把“味道”写成“米道”的流行做法，即使真正的上海人来读，每一句基本靠猜，对非沪语读者来说如读天书，举例上海话：“你”是“侬”，“他”——“伊”，“我们”——“阿拉”，“他们”——“伊拉”——你的小说里如果每一页满眼是“侬”“、伊”、“阿拉”、“伊拉”……这种原生态的方言魅力，外人就会拒绝，因此《繁花》没有这些人称，都转换了，“豆瓣”上只有一个读者发觉，怎么作者都直呼对方名字？上海人喜欢直呼其名。
与北方语释义相背的词，比如“窝心”，台湾“国语”是通的，意思是“开心”，“舒服”，“窃喜”，北方话的意思却是“郁闷”，词义相反，就不应该用，需要转换。
上海话“剩”这个字是“挺”， “剩下来” 就是“挺下来”，非上海读者不会明白，就需要转换——改用“剩”，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说呀。“快一眼”意的思是，“快一点”，外人也不明白，需要改用后者，上海话也可以这样讲。
“邪气”，沪语意思是“非常”。邪气好，即“非常好”。30年代海派文人常用词，但非沪语读者、包括我这个真正老上海，仍然觉得刺目——邪即邪恶、歪风邪气，以“邪气漂亮”形容女人，单从字眼看，只适合描绘“太妹”，因此我改为“霞气”，沪音相同，女人形容为“霞气漂亮”，字面有色彩——方言字，需要灵活取舍，需要改换，处处“火烛小心”，不能炫耀，需要通文。
再比如上海话“急吼吼”，字面给人感觉，是急了便吼，大叫大喊之态，准确的意思，却接近北方话“死乞白咧”，比如——三姐夫发问道：为啥急吼吼？其实三姐夫是轻声轻气，很安宁，蚊子叫一样轻微吐出这三字的，但字面仍然夸张，青筋暴突之感，因此慎用。设问，“急吼吼”要等到什么场面才可以用呢？我答，恐怕只能等到三姐夫真正光火阶段了，否则就是用字不当，不准确，理解上不符合。
施康强先生曾经设问《繁花》的一千多个“不响”，按上海字标准，应是“勿响”。我答先生：是截自于标准的汉字成语“一声不响”、“闷声不响”而来，接近“不言”，“无言”，“无语”，外人才可以明白。
说这些例子是表明，《繁花》是小说，不是推广上海话的读本，不是变相《上海话辞典》——在这类方言字典里，收有大量早已经死亡的语词——我们知道，上海话同所有的方言一样，一直在变，上一辈很多的用词，这一代已经不用了——这就是母语含有的时间表征——它生机勃勃，永远随时更新，如你离开母语地区十年，你讲的口音就带有过去时的痕迹，保存了一个时间的语境，这是文字魅力所在。
《繁花》使用改良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屏障，让所有的华文读者能感受到语态与环境，即使如此，习惯常规小说的读者，初识《繁花》，都会产生阅读的不适感，包括其他一系列接近传统的文字举措，都是我有意的显示，显示一部小说的个性特征，需要把握“度”，不设置方言的障碍，尽量保留母语滋味，拒绝拟音字，冷僻字，因此《繁花》的语气拿捏取舍，时时剔除生冷词汇，使之达意易懂的效果，得到了更多南北读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