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写作：崛起的中国新城市文学

“到上海去”

　　在文学这盘棋上，作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有了为数不少的作家，下一话题就是“写什么”。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首屈一指的话题就是城市写作。这个城市拥有众多文化形象：夜上海、霓虹灯、资本家、帮派、歌舞升平、滚地龙、新村、纺织女工、东方明珠、淮海路等等。关于上海的城市文学，已经是陈旧的话题，多少年来被不断翻炒，每一次加重的语气，都表明我们对城市文学仍未安之若素、视若寻常。王安忆、陈村、程乃珊、孙甘露、陈丹燕、金宇澄等作家，从各自不同的侧面给这个城市带来不同的文学光束，而照亮的部分也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在这些作家笔下，上海不是一个习惯性获得的地域概念，它是作为方法存在的，是一种写作精神，一个承载自我并混凝组合的容器。他们从上海细微的器物、街道、食物、建筑、女人或者男人乃至某种气息出发，去拼贴出一个完整或者更加破碎的故事，而后虚构出一个念想中的上海，呈现出的现实、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多少都是富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

　　如果离开上海市区到郊区去，在返程的公交巴士上，司机、售票员都会大喊：“到上海去的车快开了！”“到上海去”是青年作家朱文颖一篇小说的题目，有一种上世纪90年代的时空感。那个时候的上海，是酒吧、美艳的女人、彻夜的霓虹灯，是到下一个酒吧去的空档，是飞外之地，是震颤体验和魔幻空间，是开往未来的列车。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的小说家如滕肖澜、薛舒，她们的小说是完全反“上海”的，就像夏日午后巷子里打着瞌睡听沪剧昆曲的老阿姨，或者伸出窗口晾晒的衣服，兀自迎风招展，无视任何灯红酒绿。可能是出于女性的特殊视野，她们更多关注的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细部，家长里短、寻常巷陌，她们对城市市民生活熟稔，深谙这个城市的生活之道，于是市民生活的声部水银泻地。

　　与那些声势逼人的作家相比，她们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但无疑是最值得记忆的城市搭建者。薛舒是从上海浦东的小镇成长起来的作家，她的作品里反复出现一个地名—“刘湾镇”，地理上它离大众幻想与感知中的上海很远，但在行政区域上仍然属于上海。在《残镇》的创作谈中，薛舒说，我的乡邻们把自己脚下的土地叫“乡下”，而黄浦江西边的上海人，把我们这些东岸的人叫做“阿乡”。小时候，一直沾沾自喜地以为，他们在叫我“阿香”。外婆教给我一首儿歌：小麻子，推车子，一推推到陆家嘴（“嘴”沪语念“子”）。拣着一包香瓜子，吃么吃了一肚子，撒么撒了一裤子。到黄浦滩去汰裤子，拨拉红头阿三看见之，抽上一棍子。我把这个推着车子去陆家嘴的小麻子想象成一个货郎，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很艰辛，但被浦东人用方言娓娓念叨，却流传成了一个有着幽默乐观生活态度的可爱形象。

　　薛舒在有限的文字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小麻子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本土声息。她说，小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个赤膊小兄弟。这是一个群体，他们有着一些发财的梦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向，他们绝不是黄浦江西边鸽笼一般的住宅里那个“扎了金子买房子，卖了房子扎金子”的投机者。他们有着浦东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质朴本性。他们万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报。他们坚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艰苦得起，富贵得起，勤俭得起，奢侈得起。这是一种悠久而长远的脚踏实地的生活理念，也是一个城市浮华外表下的浅淡地表。所以薛舒的小说创作带有一种责任感，在《哭歌》中她会去描写一种被渐渐遗忘的地域民俗传统文化—“哭歌”；在《唐装》中会关注制作唐装的技艺式微，其责备、挑剔，爱与责任的意味值得再三体味。

　　滕肖澜也写了很多年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的中短篇小说，她的小说总是有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比如长篇《双生花》。“双生花”指的是两个家庭相互抱错的女孩罗晓培和毛慧娟，市区临产的温筠非要去南翔古漪园踏青吃小笼包子，结果不得不在南翔的医院生产。农妇刘虹也在同一时辰生了一个女儿，阴差阳错，两家错抱了对方的女儿回家。二十多年以后，温筠的丈夫罗志国遭遇车祸，当年的差错终于获得修复的时机，小说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获得了生命。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老套的电视剧的桥段，但还是能揣度出滕肖澜的一颗精灵之心，小说里对尴尬时空里人心情势的描写，晾晒的都是无法回避的暗疾。从人生的故事来说，一旦踏错了一步，就算给你充分的时间和爱，你就真能回到原来的轨道吗？回来的时候还是你吗？即使我们能够缝补一个人生故事，但从城市的阶层空间来说，那些被理论和媒体所把玩的区隔、和解、形象、话语，面对被截肢的人生故事，真的具有力量吗？现实的故事总是难以让人舒畅地呼吸，滕肖澜转身写出的《握紧你的手》具有上海这座城市里不多见的英雄之气，这大概与作者喜欢武侠小说有关。她选择了一个被拆迁的废墟，在废墟上生长出一个梁山泊的梦想—一群生死都无着落的乞丐，躲到里面组成自己的社会，抵抗着拆迁队，做着上海这个城市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中大胆的白日梦。

上海的“语调”

　　生活在像上海这样城市色彩如此浓重的地方，一个小说家如何面对城市，如何体认自己的居住与叙述之地，是一个难以绕过去的话题。作家小白认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叙事，因为叙事的形式跟人的密集度有关，所有讲故事的人都不是讲给自己听的，都需要一个听众，甚至是围聚在一起的听众，城市提供了这些听众。他的小说也有写乡村的，但他就算写乡村也还是从一个城市人的角度写，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农家乐小说”或者“大观园小说”。小白始终觉得各种人性的交错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发生。即使写上海，他也会以更密集的方式选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的《租界》以上海租界作为发生地，作为一个从小在上海里弄里长大的作家，他对上海的一切细节拥有独特的情感。他在小说里绘制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历史的准确性。他甚至还手绘了8幅地图插入书中，制造出一种让读者在故事中按图索骥的假相，但实际上却找不到真实生活的对应物。于是，这又产生了一种虚无，小白以文本的宗教来对抗这种虚无。当我们津津乐道其中的故事时，他说《租界》拥有的，不过是有关“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本，各种档案记录、图表、数据、回忆录、小说、图像和影像。他想到达的是一个让读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把它叫做“上海”，叫做“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小白的写作方式被孙甘露称作小白独有的“描述上海的语调”；批评家李敬泽则撰文称，“小白的小说是在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之外重新创建一个关于上海历史的叙事”。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路内，祖籍上海，成长于苏州，成年之后基本上都在上海谋生，上海于他真是一张逃不脱的地图。他说，城市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失散了，被时间、空间打散了，写小说的过程即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一个城市总有一些它自己的性格，超越时间和空间。路内的第一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开头就是一个作家对一个上海的80后小姑娘张小尹讲述自己的故事，有时我会觉得这个讲故事的人就是路内自己，他把自己那些在苏州城的故事一次一次讲给一个模糊的青春的“上海”听，用一种粗粝而精致的腔调，召唤出在这个日渐失去具体本质的都市生活中的一种致命魅惑，所以他的小说能在上海获得众人的掌声。《阿弟，你慢慢跑》，是路内为数不多的写上海生活的小说，以一个脱轨者阿弟的愚笨与敏感完成了对上海近几十年的另一种城市生活的记忆。阿弟吴双峰好像是阴差阳错地来到世上，从一个B超中的女孩变成男孩，患上新生儿肺炎，又是六趾。他五岁那年动了个手术，将多余的脚趾切除，本以为能跑得快点，结果又发现他是个平足，即使动了手术也还是跑不快。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地看到男孩们欺负阿弟，阿弟用他那两只曾经六趾、永远平足的脚狂奔着，眼泪和口水向身后飞溅。他长得丑，成绩差，霉运当头，出尽各种洋相，受到众人嘲笑，似乎是一株见不到阳光的黄色幼苗，像一棵豆芽菜一样弯弯曲曲长大；即使长大了也没能改变命运，勉强上个最差的学校，啃老，在恋爱的道路上左冲右突，摸不着门儿，想打一架都找不到对手，失恋后开奶茶店，为了世博会减肥考警察……他个人生活的每一个小节点，都像这个城市的一个小节点，同样都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眼前来，但又有一种悲情、自嘲的成分在内。路内的小说似乎都难以逃脱青春的时段，在粗粝、戏谑的外表下又总有一颗精致的悲悯的灵魂，这也是深陷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所需要的一种外援情感。

“新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