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09:51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张滢莹 点击: 次
新雅一道叫“白玉藏珍”的名菜，价格4块8角；上海棉织品“天鹅”牌背心，纯棉，支数越高，棉织精度越高；弄堂里，随处可闻“三五”牌台钟敲钟的声音，带有客堂气息……这些逐渐在我们生活里淡出的事物，在作家程小莹看来格外珍贵。在我们中的大多数忙于追逐当下时，他的书写就像香料铺的伙计那样不紧不慢，每打开一个小瓮，就飘出某种特定的香味，有的清雅，有的浓烈，却都经历了时光的缓缓发酵而愈发醇美。
1 青春 都在纺织厂度过
1973年从中学毕业后，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程小莹被分配进入纺织厂技校学习。没有选择，但似乎最合乎情理--既为家里减轻负担，又能保证一份稳定工作，如果以后有更好去处则最好，没有的话也无妨，纺织厂开着，就不怕没工作，吃这碗饭，长远、笃定。“我的青春都是在纺织厂度过的。”程小莹的这句话，许多如今步入中年的上海人都曾经说过，既非浮夸，也无煽情。从十几岁到近三十岁，的确是青春最好的年华，“当时还处在火热、变革的年代，那种处于青春期后期的情绪，其实与现在商品经济下的青春价值观本质上有着相同之处，只是时代改变了其外在表现。”
在纺织厂工作期间，一直热爱文学的程小莹就开始在工作间隙陆陆续续写一些长长短短的篇章，把周围所经历的一切变幻成他小说中个性迥异的人物形象，并尝试着参加一些征文活动。无论工作有多繁重、琐碎，写作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1984年，在一次征文活动中，他书写纺织厂女工生活的《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脱颖而出并摘取了桂冠。上棉十二厂的职工程小莹，从此多了一个作家的身份。这部作品所讲述的，就是纺织厂里青年女工度过的青春岁月--青春是柔软、朦胧、懵懂的，工厂生活却是规则、重复、严谨的，两相碰撞之下，有序与无序、刻板与逾矩、守旧与新潮，因为有着喜欢变化的年轻人，一切变得格外有意思。“现在讲工人阶级，都是一副穿着工装、拿着工具的印象，但那时候的纺织厂，不上班的时间，纺织女工都是最赶时髦的。”程小莹回忆。烫卷发、戴墨镜、喇叭裤、蝙蝠衫，当年的许多流行装扮多是从纺织厂开始，也在纺织女工身上得到了最快、最丰富的体现。“当年纺织女工的地位跟现在女白领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些--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模中许多都是纺织女工所得，这一群体在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朝气蓬勃的典型代表。”
作为上海曾经的第一支柱产业，纺织业不仅拥有几十万工人群体，更在无形中塑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某些气质--晨曦中有人匆匆去赶厂车上班，有人则结束了一夜疲惫的工作回家，携着围兜，夹着帽子，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他们所属于的行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们的人生与工厂密不可分，并随之形成了一种规律，岁月就这样悄悄流淌，工龄一年年增长，人慢慢老去。工厂的人生就是这样稳定和漫长，在琐碎的点滴中慢慢滑向终点。“许多我认识的女工突然笑眯眯地来发喜糖，才知道她们结婚了。后来看着她们挺着大肚子来上班，然后消失了一阵回去生孩子，过段时间又带着孩子来，把孩子托在厂里的托儿所以后到车间上班，孩子慢慢长大，不再来厂里，而去学校读书……一切似乎都按照程序在走。这也是许多女工一辈子心平气和、甘愿这样默默工作的原因。但现在想想，这是件很悲情的事。”一成不变的环境里，程小莹目睹时间在这些女工身上留下的痕迹，他自己也在改变，离开工厂，进入作协，以作家的身份开启了一段新人生，而唯一恒定的似乎只有这座整年轰鸣不停的工厂。
2 12年 工厂感悟汇成《女红》
然而女工们看似稳固的人生，却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产业更迭的大背景中分崩离析。产业结构调整——短短六个字，背后是几十万工厂职工下岗、转职、再就业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和满腹辛酸。“历史似有轮回。一百多年前，机器工业在上海出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雏形。又到了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对一个城市行业来说，是一个调整，并且就此消失。对城市生活来说，是城市能级提升。对个体而言，那就是故事。”虽然已经不在工厂工作，但多年以来，程小莹一直关注着纺织工人这一群体，在写作中陆续呈现着他们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改变的生活状态，并在时隔近30年之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女红》。
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现场：充斥着隆隆噪声的车间，细听之下又有节奏韵律；随时看护着纺纱锭子的女工，神情专注，时不时与旁人调笑两句；穿梭在工厂各个角落的机修工，看似怎么也不牢靠，却总在关键时刻派用处。在程小莹心里，工人就是独立的个体，工业题材的写作不能仅仅停留在只见产业，不见个人，或只见典型，不见寻常的程式化写作上，只有在对一个个人物的细致描摹中，属于一个行业的兴衰起落才能丰满、真实。在对种种人生的描摹中，酸甜苦辣纵横交错，唯一共有的，就是他们曾经的那段青春岁月。这种对于个体、对于寻常生活的关怀，也使得作品在工业化的“硬背景”下却依然柔软、温情。对于程小莹来说，工厂有时候是一只大火锅：“它不断在消耗能源，加热；人是鲜活的——男人像荤菜，女人像素菜，荤素搭配着进入锅里，男女调和着形成各种各样的纠结，像上海菜里的百叶结……工厂就是这样，搅合着各种形状的结头，做各种各样的产物，汤汤水水，和着高温，粉尘、棉絮，是料作和杂碎。”有时又像巨型软体动物：“纺织厂仿佛是坠到这块坚实地面的一个巨大雌性活体。周边的空气，被她的体温加热，还有气味、粉尘，一些排泄物——废水、棉絮、工业垃圾……伴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工厂吸入新鲜空气，吐出浑浊；吸入阳光，吐出黑暗。”他对于12年工厂岁月的感悟在《女红》里形成了一种复杂情感，交杂着一名名纺织工人的家长里短、生活细节，完成了对于特定时代和一代纺织工人特殊处境的追忆。在同样书写上海的作家金宇澄眼里，程小莹的叙事“不进入已固定的上海趣味，只表露另一副生存肌理与城市面孔，使读者难忘。”
3 用笔见证 “下岗工人”群体
有人说，《女红》是依靠细节支撑起来的，它没有曲折人生，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甚至在表现工厂关停、工人亲手“砸锭”明志的壮烈场景时，也并未过多渲染，而是一种日常化的写法，仿佛平日里出门买个菜那样简单。并非不想写，只是在程小莹看来，写作的节制有时候比抡圆了用力更符合他的性格——“我很少会考虑大起大落的情节，普通的人生都是寻常的，没有什么生离死别。把日常生活表现好，才是城市生活、上海生活的精髓。现在描述上海，总喜欢写外滩、写淮海路，其实大多数城市生活并不在这里，而在人们生活、工作的现场。真正代表上海的是绝大多数底层生活的人生，这是我要写的东西。”对他而言，那种对于城市生活平面化、言情化的误判是无法容忍的，真实的生活总是在日常琐碎甚至龌龊处才能显山露水。为了写作，程小莹查阅了各种资料，并数次走访上海纺织博物馆。在一张上海地图上，纺织厂以及和它配套的印染厂、毛料厂等在上海市的地图上星罗棋布，遍布了这座城市几乎每一个角落，令曾经身处这个行业的他也讶异不已。而随着其中大多数工厂的逐渐关停，“下岗工人”成为了新闻和人们口中曾经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字眼。这个称谓代表了产业变革中最具牺牲精神的社会群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很快另谋出路，却也有一部分人始终在寻觅适合自己的位置，但这一切都在时间的流淌中渐渐湮灭。“他们中的大多数即将退休，他们的身份则被‘退休工人’所替代。所以当这一批人全部退休以后，再也没有‘下岗工人’这一身份了，只有历史记录里有，资料里有。我们所知道的是，社会安然度过了转型期，经过那个年代的波澜壮阔后，他们都慢慢老去。但老去不等于被忘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付出的一切，我希望用笔来见证。”
直到如今，程小莹有时还会去以前工作的工厂附近走走。虽然早已物是人非，建筑也已经大不一样，再也听不到纺织车间彻夜不停的巨大轰鸣，看不到工厂门口疲倦或雀跃地进进出出的年轻工人，但他仍能从一些细节里感受到当年的气氛——“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中年人，有的眉眼间格外眼熟，也许当年曾跟我在一个工厂；又看到有老人在家门口洗菜，穿戴着的围兜上赫然印着我们厂的厂名：上棉十二厂。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意：虽然什么都不在了，但他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