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的第三期（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分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看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的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的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挪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乎身处的环境。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