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文文学的世界版图上，北美华文文学显然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这里所谓的天时，指北美华文文学繁荣在后现代、后殖民时代，在这个时代，多元文化、多民族共存成为北美国家的国策，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已经属于违法；所谓地利，北美国家为当代西方文化的大本营，各种先锋潮流、哲学流派、思想主义、文化观念等均可找到领军人物，华人移民在此经历跨文化、跨疆域、跨种族的各种经验、体验中西等各种文化浪潮的冲击，实为世界其它各地所难以相比；所谓人和，自中国国门开放后，奔赴北美洲移民的华人络绎不绝，携带华夏文化旅行箱的华人，散居在北美各地，唐人街、中国城因此而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微信则编织起北美洲华人的华语网络地图。恰如加拿大著名华人诗人洛夫所说：“由台北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只不过是换了一间书房”，因为文化中国维系、亲和着北美华人移民。
北美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拿大华文文学，如果没有枫叶国的华人文学注入北方的深沉、蕴籍、壮阔、冷峻、宏大的气势，北美华文文学便会少了很多引人瞩目的色彩和风骨。而在加拿大华文文学中，张翎的小说创作则是最璀璨的文学景象。自20世纪末叶张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以来，她已经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九部中短篇小说集，她的创作实绩，从质到量，从题材的多样化到开掘的深度，从写作手法的创新到语言磨炼的精湛，从叙述角度的变化多端到结构布局的纵横开阖，在在体现她的匠心独运、风格卓然，无愧为多种文学大奖的获得者。
自中篇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2011）以来，张翎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叙事结构上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个变化仍然在进行中，不时地让读者感受到新的惊喜，更为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本文将重点讨论张翎近几年小说创作的新的发展趋向，并从下面三个方面来探究张翎最近五年文学创作的轨迹：叙事结构从时间的历史纵深到空间的同时并存；叙述方式引入“它-叙述”（it-narratives）的视角；张翎小说的世界性。
一、叙事结构
张翎小说叙事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通过叙述过去与现在的穿梭往返，以现在的叙述为纬，过去的倒叙为经来发展情节故事，逐渐推向历史的纵深，最后收拢回到现在。从早期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中篇小说《雁过藻溪》、《余震》，到近期长篇小说《金山》、《阵痛》、《流年物语》等，读者都可以看到这一基本的叙述构架，这些作品大多通过对往事的插叙或倒叙，追溯家族史中两代、三代甚至五代人在中国或加拿大历史长河中的生活百相和家族秘密。张翎极擅长在现今的框架里作史海钩沉，即近百年来中国的以及世界的现代史，从而纹理出现实中的人物性格的历史成因，以及他们在多元文化的现实较量中的困境和对未来的新构想。
张翎的近期小说在艺术结构上有着新的发展和成功的尝试，表现在从时间上的历史纵深向转为空间、地理上的同时并置。中篇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说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一个旅游团的东欧之行，情节内容的发展展现在旅游东欧各国的过程中。虽然小说有一位女主角，但是突出主旨的故事却是由一群人叙述的，即旅游团的成员。每个成员的故事横向组成整部作品马赛克形式的结构。
另外一个经典例子是发表在《北京文学》（2015）的中篇小说《死着》，此部小说是张翎奉献给读者的又一艺术精品。它的精湛首先表现在艺术结构上，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相仿，这篇小说也采用了空间的同时并置，但是比后者更为精致，匠心更深。
小说整部结构以某茶叶公司经理路思铨为聚焦中心点，路思铨因意外车祸而正行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虽然他脑子已经死亡，已无任何生理功能，但心脏还在继续跳动，在医院的病床上依靠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勉强维持生命体征。小说以此为基点，叙述向四面辐射开去，对与路思铨密切相关的人物作一一描述：交通大队长、茶叶公司副经理、刘医生、路思铨的妻子，以及盲人姑娘茶妹。全篇紧紧扣住多方人物的共同心愿和努力，即一定要把路思铨的生命维持三天直到下一年的第一天，路思铨绝对不能在年前咽气，虽然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交通大队要避免当年交通事故的超标，茶叶公司是为了当年的经济指标，医院为了经济利益愿意做同谋，路思铨的妻子则是要丈夫活到自己的生日--元旦。
当代表各种利益的各方人物千方百计地要让正在死去的路思铨推迟死亡，并且借助当代最先进的医疗科学技术，使用花费极为昂贵的艾克膜仪器--体外心肺支持系统，期待成功地让路思铨在这一设计中毫无知觉地挨到新年再离世时，唯一一位和利益纠葛毫无关系的茶妹在当年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关闭了艾克膜仪器。茶妹虽然看不见人世间的丑陋，但她能嗅觉，能听觉。因为看不见，未被世俗所污染，她心地仍然纯洁如童心，她是通过心来感受来嗅觉来倾听这个世界，因此她的思路和各方人物完全不同，只有她能感觉到自然的呼唤，能顺从自然的规律。小说在巨大的讽刺气场中不动声色地悄然结尾。至于各方人物得知路思铨没有活到新的一年时的各种反应，张翎并没有告诉读者，她留给了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此时无声胜似有声。
《死着》是张翎唯一一部直面中国当下社会怪相的小说，中国当今社会变幻无穷，千奇百怪，张翎拮取一斑，以微见著，发潜阐幽，没有紧张复杂或充满悬念、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但其发聋振聩的效果并不亚于大江大海般的重大题材。
二、它-叙述 （it - narratives）
“它-叙述”指的是叙述者不是人类，而是动物或者物体。它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者也不同，因为它有它的受限制的视角，这一视角局限于它所知，所观察，并非无所不知。“它-叙述”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一些作品的作者使用拟人化的手法，用物体或者动物作为叙事者，比如钱币、背心、别针或狗、猫、马驹子等，通过物体或动物的对其旅行，冒险的经历的叙述来展开故事情节。有的时候这些物体或动物只是作为叙述的一个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来窥视人物角色的故事和命运。这类小说在过去并没引起特别的重视，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学者开始对“它-叙述”这一小说类型倾注了研究热情，探寻物体和动物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与人物主体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考察一系列问题来挖掘它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烙印和文化标记，比如它们的制造者是谁？它们从哪里来？它们本身随着时代的递进发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原因使它们最终变成对主角无用的物体等等。这些新的研究提供了对人与物之间关系、18世纪的商品消费文化、物质追求逐渐取代宗教信仰的社会现象以及人类对物质态度的新思考。
张翎的最新一部长篇小说《流年物语》（2015）正是采用了“它-叙述”，由十个章节组成的小说分别由十个物体和动物作为叙述者，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手表、苍鹰、猫、戒指和铅笔盒。但是，张翎对“它-叙述”的运用不仅表现了她在艺术方法上多样化的尝试和实践，更熔铸了她对历史和现在，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物体以及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因此，她的“它-叙述”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艺术形式对内容表现的重要意义。
拟人化的物体和动物在“它-叙述”中都是有灵魂有思想的载体，它们在提供某一个特殊的视角来观察人物和事件的同时，更提供了一种“它者”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的介入。《流年物语》的第一位叙事物体是穿越巴黎、孕育巴黎的塞纳河，这位天荒地老的的叙事者本身亦是沧海桑田，星移斗转的历史见证者。而第二位叙事者则是一只女主人随身携带的玻璃药瓶子，从代表着时移世异、兴衰际遇的塞纳河到不起眼的、生命时间稍纵即逝的小瓶子，作者设计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的转化，在一个世界舞台上以一个小瓶子的角色进入女主角的内心深处。当叙事者转为一只麻雀时，这一象征着某一年代荒诞绝伦的普通鸟，立即唤起读者对那一疯狂年代的记忆，浮现出的联想在潜意识中丰富着小说所描写的历史背景。叙事者无疑是时代的政治祭坛上的供品。
与塞纳河相仿，意大利品牌“沛纳海”手表是异国文化的标志。虽然它没有塞纳河那么天长地久，但它的跨国、跨洲的世界性旅行经历，让它饱尝文明与野蛮，科技与愚昧之间互不相容的抵牾和冲突。在其阴差阳错的毕生经历中，它的位置始终被错置，虽是为航海而问世，却从来没有碰过海水；虽是为潜水教练而跟随斯蒂夫，却在一场始料未及的战争中转辗易主戴在对手的腕上；它所具有的所有与海洋相关的特质和功能最终被无知和野蛮毁灭。而小说中唯一一位慧眼识珠、认知“沛纳海”优秀功能的叶知秋，同样为无知和野蛮所毁灭。
小说中其它的“它-叙述”者，苍鹰、猫魂、戒指等，都包含着隐喻、象征、讽刺、反讽等丰富的文化涵义，刘年的性格可以在苍鹰身上得到印证；猫魂则是一支人性扭曲的丧歌，这种扭曲尤其表现在尚是少女的源源身上，原本应童心纯真的女孩，却会不动声色地用敌敌畏毒死流浪猫；“卡迪亚”三色戒指是对它本身所象征的忠诚，爱情和友谊辛辣的讽刺。张翎小说中主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纹丝相扣，互为呼应。
当代文学中引入物体和动物作为叙事者，除了儿童文学，并不是常见的叙事模式。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也采用了“它-叙述”的视角，小说以主角西门闹多次转世投胎为各种动物为线索，从驴、牛、猪、狗、猴的视角反映、折射中国当代历史，叙述社会政治对普通百姓命运造成的深刻影响。与十八世纪“它-叙述”文学不同，莫言和张翎的“它-叙述”小说不是表现正在兴起的商品消费文化对宗教信仰的冲击，而是揭示当代政治对传统道德和信仰的致命性打击。
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传世之作《哈姆雷特》中对Horatio说：“天地之间的事物之多远比你的哲学所能梦想到的。”（Hamlet Act 1, Scene 5, 159-167）当作家尝试通过进入物件、动物的世界来开拓人类的哲学想象，文学所表现的人类的精神世界自然会越来越深邃、广阔。
三、张翎小说的世界性
德国诗人歌德在19世纪上半叶就感受到世界文学的降临，他在1827年对他的学生、诗人、作家约翰·彼得·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 说：“我越来越相信诗歌是人类普遍拥有的艺术，它无处不在”， 所以“国家的文学现在已经是个颇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正在到来，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而努力。”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提议很快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响应，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国家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世界文学正在从众多国家的和地区的文学中出现。”两个世纪过去后的今天，全球化的现象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多方面并不和谐，甚至对立对抗，“世界文学”这一理念已经在学术经历了无数次的挑战，包括对是否有“世界文学”这一存在的质疑，于是关于世界文学的阐释已经越来越开放和包容。虽然对人性、道德的描写和解释各种文化有各自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最终的普世性能使各种文化在冲突中互相吸收和互补。按照大卫·达姆罗施的理论，当文学作品跨过地理位置、国家疆域、文化界限和语言障碍后，为另外的文化社区和民族所阅读时，它就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属于世界文学的作品还需要有“世界性”，这里的“世界性”不仅仅是通过翻译而被另外语种的读者所欣赏，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是否能体现出相对于语言翻译的文化翻译，体现出作者在作品中对多种文化的描绘和阐释。
张翎的小说就具有这种“世界性”，她叙述的人物无论是生活在大陆，还是加拿大， 发生的故事情节是在大陆还是在加拿大或欧洲，张翎总是融入进她自己对各种文化的思考。从《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描述东欧的文化旅游，再现五十年代后期东欧人民被强权压控的历史轨迹， 到《阿喜上学》中的加拿大华裔艺术家阿喜少年时代在加拿大上小学的经历，到《何处藏诗》 中的新移民何跃进体验被黑人移民官作移民面谈的经过，到《流言物语》中的贯穿小说始终的“欧仁”旋律，这些文化跨越的描写，展开了人物活动的世界舞台，演绎出许多文化对话的故事。
比如《流言物语》中耐人寻味的欧仁·鲍狄埃，这位世界闻名的《国际歌》作者并不是小说中的角色之一，但是他不仅决定了主人公刘年的一生，他的名字还在刘年的下一代身上继续得到承传，但是小说的主题和《国际歌》的主旨风马牛不相及。刘年创业成功，不再一无所有，不再饥寒交迫，相反腰缠万贯，甚至在巴黎包养二奶，生下一个富二代，将拥有他公司的股份。他给儿子起名为欧仁的细节，极富反讽意义，尖刻地颠覆了欧仁·鲍狄埃《国际歌》的主旨。而塞纳河则见证了拉雪兹公墓里鲍狄埃墓地从车水马龙到萧条清冷，无人过问的历史过程，似乎与此相照应。
张翎新近完成的、即将在《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劳燕》更生动地展示了现代历史上的中西文化的对话。这部小说是张翎近年小说创作的又一丰收，它延续着作家近年来空间的同时并置的叙事结构的实践，以抗日战争中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训练营为背景，描写传教士、训练官、中国学官以及传教士的助手阿燕之间错综复杂而又令人回肠荡气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恰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阶级、性别、宗教和种族的文化态度。在此之中，中西文化的对话围绕着性别展开，性别的文化态度主导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而女性的性别则首当其冲地受到历史的鞭拷，尤其是在性别歧视的年代。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揭示了在民族战争的年代，中国女性承受着双重的迫害，既是敌对民族、也是传统文化中性别歧视的双重牺牲品。女主角阿燕在这双重侮辱中，从另外一种文化的对话和协调中寻找到了自己，因而能在性别歧视中涅槃再生，能勇敢地维护自己的女性尊严，成为一个自立的、不亚于男人的、有着独立个性的女性。
读者能经常在张翎小说中看到个性鲜明的独立女性，她们往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脱颖而出，在她们性格发展的过程中，总是混合着中西文化的对话，总是不断地在协调、调整文化的视角，比如《雁过藻溪》中的末雁、《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中的沁园、《唐山大地震》中长大以后的王小灯、《阵痛》中的武生等等。虽然这些女性的的人生道路、命运遭际、性格特征都迥然不同，但是却具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思想行为上特立独行，知识能力上远在与她们有关的男性之上。虽然有时她们的性格过于张扬或偏执，那是因为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对话中，她们正经历着摩擦和抵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出现的迷茫和困惑。她们最后都勇敢地挑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拒绝命运被他人所主宰，成为自己的主人。
性别歧视具有历史性和普世性。在现代社会，性别歧视的程度高低反映着文化和文明程度的高低，争取女性解放、反对性别歧视的历史道路艰巨而又漫长。因为民族解放不等同于女性的真正解放，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才能有作为人类一员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张翎小说中以艺术形象表现来否定性别歧视，热情赞美女性的桀骜不屈的独立个性跟世界性的妇女抗争性别歧视一脉相承，也使她的小说具有着文化的世界性。
张翎非常欣赏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常在创作访谈中引用。因为离去之后，作家不仅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还阅读了“海量的外国文学”，在它种文化环境中逐渐发展了新的视角，反过来再重新审视故乡和原乡文化，便有了一种“尘埃落定后的清晰感”。正如英国的移民作家V.S.Naipaul在他的《世界上的路》中说：“历史是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是持续继而永久的。” 在歌德所称的世界文学时代，就是文学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产物。张翎正是得益于这一影响，在小说创作中倾入她对多种文化的思考，文化的翻译和阐释，尤其是用“第三只眼睛”的角度描写和“翻译”故乡文化。毫无疑问，因其多种文化的视角，张翎的文学创作将继续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注解：
①不过，最近美国四年一度的总选大选，出现了让人担忧的种族歧视倾向。 美国的社会制度能否阻止种族歧视重占主导，让人拭目以待。
②《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选自《一个夏天的故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53.
③《交错的彼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④《邮购新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⑤《雁过藻溪》，《十月》2005年第2期。4-30页。
⑥《余震》， 《人民文学》2007年第一期。29-60.
⑦《金山》，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⑧《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⑨《流年物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⑩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
⑪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r. Samuel Moore. In Marx, vol. 50 o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52. P.421.
⑫同上，p.6.
⑬《阿喜上学》，选自《余震》，台北：时代文化出版社， 2010.79-150.
⑭《何处藏诗》，选自《一个夏天的故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163-228.
⑮《唐山大地震》，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⑯邹瑞玥，“华裔女作家张翎：离去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⑰V. S. Naipaul, A Way in the World. Oshawa: Knopf, 1994. P. 4.